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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老舍(下)
关 于 老 舍(下)
梁实秋
       老舍生于光绪二十四年(西历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)腊月二十三日,正是糖瓜儿祭灶那一天。他本名舒庆春,旗人有名无姓,指名为姓,晚近多冠以汉姓,所以老舍到底原来是何姓氏,是不是姓舒,现无可考。对于老舍最有研究的胡金铨先生在他的《老舍和他的作品》一书中也说:“舒字可能是排行……我们就暂定他姓舒。”我近阅崇彝著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”(页四七),据说“满州八大姓”之一是“舒穆鲁氏”,绎姓舒。可能老舍姓舒,绎自舒穆鲁,并不是名字之上冠以汉姓。这是我的猜测,无关宏旨。
       老舍的出生地点,在《正红旗下》附录有详细的说明,是很有趣的。他出生“在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里……一个很不体面的小院”,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杨家胡同(以前名为小羊圈,后嫌其不雅而改今名)。现在这小院的门牌是八号。这个“不见经传”的地方,在老舍笔下实际上已被描写过许多次,他告诉过我们:
       “我们住的小胡同,连轿车也进不来,一向不见经传”,(“吐了一口气”)最窄处不过一米,最宽处不过一米半左右,惟因其不见经传,至今没有被拆掉,没有被铲平。“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,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(也许是白铜的),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。” “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我们的小胡同里,……夏天佐饭的‘菜’往往是盐拌小葱,冬天是腌白菜帮子,放点辣椒油。还有比我们更苦的,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。它是最便宜的东西,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。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,熬成稀粥,全家分而食之。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,我说的一点不假!”(“勤俭持家”)在《正红旗下》里,特别是附录里,老舍诞生地的实在情形描写的更是详尽。我强调这个破落的大杂院,是要说明老舍出身是何等的清苦。老舍出生到长大,一直就是在这样一个穷苦的环境里打转,照理说他的所谓“成分”应该算是很好,应该算是很“普罗”的了,然而他还不能免于文艺政策的歪风之一厄!
       老舍是旗人。旗人就是满洲人。清太祖时,士卒分编为八旗,以黄、白、红、蓝四旗为左翼,镶黄、镶白、镶红、镶蓝为右翼,是为满洲八旗。太宗时添设蒙古八旗,汉军八旗,扩大编制,攻占全国。满、蒙、汉旗兵共约二十八万人,拱卫京师,并分驻国内重要地区。最初旗人都是旗兵,后来繁衍日众,旗人不必是兵。但是朝廷优遇旗人,每口按月发放饷银。从此旗人成为特权阶级,养尊处优,生活安逸。清朝并不像元朝那样的歧视汉人,元人以蒙古人为优先,色目人次之,汉人又次之,南人最下。满清比较开明,虽然满人汉人之间显然仍有轩轾。尤其是旗人领饷一事,造成民间不平的现象,养成旗人懒惰的恶习,最为失策。满洲人本是优秀的民族,八旗兵本是勇悍的战士,但是到清朝晚年,大部分旗人已经不能维持其优越的生活水准,不待辛亥革命全面停发饷银,旗人早已沦为穷困的阶级了。老舍笔下的北京贫民,正是当时典型的旗人。
       在清朝晚年,北京的旗人汉人已经在生活习惯上大体互相影响,有融为一体之势。民族间的创痕经过几百年时间的冲淡,已经不复成为严重的课题。不过旗人与汉人之间究竟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。例如: 旗人礼貌特别周到,繁文缛节也特别多,旗礼比汉礼要多很多讲究。旗人说话也特别委婉含蓄,声调和缓而爽朗,不时的带着一点诙谐打趣的味道。在生活享受的艺术上,旗人也是高人一等,不分贫富,常能在最简陋的条件下获致最大的享受。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道地的北京人能很快的辨识谁是旗人谁是汉人。可见汉满之间的分别尚未尽泯。满人的民族意识还是存在的。老舍对于旗人,尤其是赤贫的旗人,就很关切。他这一部“正红旗下”便是以全副力量描写他自己的身世,也同时描写那一时代的旗人生活的状态。可惜的是他没写完。
       一九六四年夏天老舍在河北密云县楼营大队住了约三个月,为什么老舍要到那地方去?是“劳动改造”?是“下放”?是自费旅游?是官方招待?我们不知道。老舍有一篇散文题名“下乡简记”,记他的楼营之旅,开头一段是这样的:
       地点: 密云县机关公社的楼营大队。楼营位于密云县城外东西,约五里。原因: 为什么要到楼营去?因为这里有不少满汉旗人。在辛亥革命以前,满蒙旗人当兵吃粮为主要出路,往往是一人当兵,全家都吃那一份钱粮,生活很困难。赶到辛亥革命以后,旗兵钱粮停发,生活可就更困难了。旗兵只会骑马射箭,不会种地,没有手艺,钱粮一停,马上挨饿。他们的子弟呢,只有少数念过书,又不善于劳动,只有作一些小生意,往往连自己也养不活。原来,清朝皇帝对旗人的要求,就是只准报效朝廷,不许自谋生计,这就难怪他们不善于劳动了。辛亥革命呢,又有点笼统的仇视满人。这么一来,整整齐齐的楼营就慢慢的变成‘叫花子营’了!有的人实在当无可当,卖无可卖,便拆毁了营房,卖了木料;有的甚至于卖儿卖女!拆、典、当、卖,死、走、逃、亡,悲惨万状。这里原有满蒙旗人二千户,是乾隆四十五年由北京调拨来的,担任皇帝到承德去避暑或狩猎的中途保护工作。到解放时,只剩下二百多户,都极穷困。因此,我要去看,他们今天是怎样活着呢。
       老舍出生地小杨家胡同在北京城里,辇毂之下,在义和团时代即已坠落成那个样子,由北京调拨到密云县的楼营大队,情形还好得了么?似乎不能怪辛亥革命之仇视满人,一大群人任何事不做平白领饷,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。满清最初也不是完全不重视八旗的教养。清会典:“八旗都统,满洲八人,蒙古八人,汉军八人……掌八旗之政令,稽其户口,经其教养,序其官爵,简其军赋……”二十四位孝统,还有四十八位副都统,在“经其教养”方面究竟作了些什么事?据清会典事例,“雍正七年议准,满洲蒙古,每参领下各设学舍一所,十二岁以上幼丁均准入学,”是为“八旗义学”。又“顺治元年定,八旗各择官房一所,建为学舍,以教八旗子弟”,是为八旗官学。此外,八旗有公产,“不下数十万亩,详查八旗闲散人内,有正身情愿下乡种地者,上地给予一百亩,中地给予一百五十亩,下地给予二百亩,令携家口居乡耕种。初耕之年,量给牛种房屋之资。”又“雍正二年复准,以二百余顷作为井田,将无产业之满洲蒙古汉军,共一百户,前往耕种,每户授田百亩,凡八百亩为私田,百亩为公田……设立村庄,盖土房四百间,给予种地人口粮耕牛籽种农具,以便耕种,并于八旗废官内拣选二人前往管理。”凡此种种法令设施,早年对于旗人福利之关切不可谓漫不经心,此后苟能本此精神认真办理,旗兵驻扎之地的后人应该不至于沦落为“叫花子营”。此则吾人读《正红旗下》之后,于表示同情之余,又不能不有的一番感慨。
       老舍写《正红旗下》的真正主题,据胡青的说明,乃是“要告诉读者: 清朝是怎样由‘心儿里’烂掉的,满人是怎样向两极分化的,人民是怎样向反动派造反的,中国是一个何等可爱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大有希望的国家……”这一个伟大的主题,由于这部小说才写了一个开端便停止了,我们无法看到老舍怎样的去发挥。
       老舍夫人胡絜青是一位画家,曾拜在齐白石门下,大笔纵横,饶有气魄,最近曾在香港展出她的作品,我看到她的精印的画册。
       附印在文左她写的四个大字:“健康是福”,我们不难从这四个字揣想她的心情,一个人能健康的活着便是幸福,这是人生起码的条件,然而也是很难得的理想啊!
       我又在这里印出老舍夫妇的一张照片,照片背面有胡絜青的题宇,是一九六四年冬在老舍书桌旁所照。
 
选自《梁实秋杂文集》,中国社会出版社,2004年,第191~200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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